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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

    2009-05-31    作者:廣東啟源律師事務所 鄔 德 ?    瀏覽數:11,299

    (本論文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二OO八年度理論成果二等獎)

     

    【摘  要】死刑案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在死刑案件訴訟過程中,因為證據的獲取違法,而導致其證據資格被排除,不能為法院所采納進而作為定罪量刑依據的規則。由于歷史文化傳統、價值取向及現實需要的差異,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對于死刑案件非法證據能否作為定案根據所采取的態度也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非法獲取的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應當確立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在死刑案件訴訟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這兩大價值目標之間沖突與協調的問題。本文在借鑒各國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的基礎上,來建構我國的死刑案件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死刑案件  構建  刑事訴訟

      言: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是指“辦案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者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所獲取的證據”。程序上的違法導致的必然是實體上的不公正,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證據是“毒樹之果”,對于這樣的證據必須予以排除。排除非法證據不僅僅是對通過合法手段搜集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要求和規定,更是法律價值選擇與訴訟正義目的實現的保障。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內的所有參與刑事訴訟活動人員的人權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追求。但是,由于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國家追訴的對象,公安、司法機關有權限制或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如果沒有足夠的保障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將成為一句空話。而排除非法證據則是對處于被追求法律責任狀態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最基本保障制度。

    死刑又稱生命刑極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是最嚴厲的一種刑罰。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廢除了死刑,但是,基于我國當前的國情, 我國現行刑法尚對68種犯罪規定了死刑。鑒于生命的可貴和死刑的不可復轉性,加強對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應用顯得尤為重要。

    一、基本范疇界定

    死刑是一種刑罰,對于任何一個違法犯罪行為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其他任何機關、組織或個人都不能對其定罪判刑。但加強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不能待法院判決做出之后再采取措施,因此,本文所指死刑案件是指依據刑法規定,其法定刑中包括死刑的案件,具體到個案中,是指偵查機關介入案件之時,對案件初步定性時其罪名所涉法定刑中包括死刑的案件。也就是,要求自偵查機關介入一個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案件之始就要加強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障,而在本文中只對通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加強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障進行論述。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早于世紀初產生于美國,后來逐漸被其他國家和聯合國機構所采納。由于不同的國家和國家機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規定的不盡一致,故而各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非法證據通常指偵查人員,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違反法律、侵犯當事人的權利而取得的證據。基于這一點,并綜合大多數國家對這一規則的規定來看,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常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司法人員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使用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不能為法院所采納而作為定罪量刑依據的規則。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僅是依法保障人權和懲罰打擊犯罪的需要,同時也是建立現代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研究刑事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的理論基礎及其構建模式,對于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的立法體系,規范司法實踐,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的必要性

    我國理論界對是否應當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和分歧,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一定時期內對我國的刑事司法活動會帶來一定的壓力,但是從長遠來看在我國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免予生命在非法證據的“證明”下無辜消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一)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完善我國死刑案件中證據體系的需要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現代刑事證據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不可或缺的證據規則,這項制度涉及到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分配和應用,己被許多國家所采納。我國的相關法律、司法解釋、部門規定雖然明確規定了對用刑訊逼供、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根據,應當排除,但對與上述三種證據同屬言詞證據的其他證據和非法取得的物證,以及非法言詞證據的衍生證據的效力都沒有作出規定,這就使得非法證據問題成為司法人員對案件進行審查判斷和運用證據時的一大困擾,因此,需要對非法證據的效力作出進一步的規定。確立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應當依法排除的非法證據的范圍和具體的操作程序進行系統的規定,將會完善我國的刑事證據立法體系,使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操作有法可依。

    (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保護死刑犯罪嫌疑人權利,維護法治的需要

    制約國家權力的濫用,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以及其他權利不受公權力的非法干涉和侵犯是社會主義法治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死刑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保障則是尤其應當關注的領域。1997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加強了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力度,強化了對公民合法權利的保護。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也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法律所要保障的權利不應該只是寫在紙上的那種可望達到的目標而應該具有實際的意義,因此我們就應當切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法律所賦予公民的權利得以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制度正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的目的和要求。刑事訴訟中的非法取證行為,建立在對法律所保護的權利侵害的基礎上,違背了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直接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權利,與保護公民權利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馳。對此行為如果不加以治理,勢必會使憲法和法律在公民中喪失應有的威信和尊嚴,進而阻礙我國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因此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否定非法取證行為及其后果,可以達到保障公民權利、維護法治的目的。

    (三)確立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實現司法公正,維護司法尊嚴的需要

    為了懲罰犯罪,偵查機關需要調查收集各種證據以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但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事實的探求須有界限,真相的查明須依規則,而不能為了查明案件事實肆意妄為、不擇手段。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性,所以現代國家在設計和運作刑事訴訟制度時,均強調程序的正當性,更多地關注涉訟公民的基本人權保障。根據正當程序觀念,刑事訴訟不僅應追求結果的公正,而且應注重過程的公正,即程序正當。它具體包含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須人道,二是程序必須最大限度地理性化從而體現形式公正,體現人們所追求的民主、法治目標,給訴訟參與者及有關的人以公正、人權、法治的感受和教育。而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非法取證手段,盡管在個別情況下有利于案件實體真實的發現,但它本身在運作過程中有違理性、不人道或有損人的尊嚴等,給人以野蠻、落后、殘暴的感受。如果法院以侵犯被告人權利的手段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那么,法院不僅未貫徹體現人道、公正的正當程序,反而成了非法取證的“同謀”,公眾就會通過司法這個窗口對社會公正發生懷疑,對司法制度失去信心,甚至產生對抗。因此,一個案件,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便實體結果是正確的,也不會真正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至少不會產生最佳的社會效果,因為正效應被負效應全部或部分抵消了法院是正義的象征,他們不應該使用被“玷污”的證據作為他們判決的基礎,這“對于個別案件來說,訴訟結果也許是不公正的,但作為一項程序規則本身來講,它對于一切訴訟主體都是平等適用的。因此,它是相對公正的。在有些個案中,法律公正的實現是以犧牲實體法意義上的公正為代價,程序公正在此成為法律公正的一種必然載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保持刑事司法程序的正當性有助于維護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使刑事司法制度有效運作。

    (四)促使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提高業務水平的需要

    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以侵犯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權為前提和代價,對犯罪嫌疑人的肉體或精神進行摧殘折磨,這有悖于程序的人道性,不符合正當程序觀念的要求,是對刑事訴訟追求正當程序這一價值目標的極大損害。我國法律雖然禁止非法取證行為,但并沒有徹底否定非法證據的效力,這就為刑訊逼供、非法拘禁等非法取證行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向偵查人員宣告不得非法取證,非法獲得的證據不會被作為定案根據,而且取證人員還可能受到懲罰。這種從結果的角度防止和糾正非法取證行為的制約機制能夠使執法人員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對取證人員造成一定的威懾效應,可以更有效地遏制非法取證行為,有助于推進刑事訴訟的人性化、民主化進程。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分析,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從根源上打消司法人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積極性,可以抑制其非法取證的沖動,這不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而且有利于預防死刑案件中冤假錯案的發生。與此同時設立和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際上對偵查人員取證行為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司法人員減少對口供的依賴程度,促使他們在收集證據時更多地注意程序的合法性,不斷提高業務素質,尤其是提高收集、分析、運用證據的能力,其結果有助于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的滋生,促進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也可以使司法機關注意加強對司法人員的培訓和教育,使他們成為優良的執法人員。

    (五)確立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順應國際司法發展潮流、履行國際義務的需要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訴訟民主潮流的發展,人們對違法取證行為的危害行為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縱觀世界范圍內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己經成為法治國家共同的選擇,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后的一百多年來,世界許多國家紛紛結合本國的法律傳統和訴訟模式確立了自己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尤其是近幾十年來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已在很多規范性國際法律文件中對禁止非法取證、保障被告人權利作出了有力的規定,最有代表性的是聯合國大會在197512月通過的《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宣言》,在該宣言中明確規定“如經證實是因為受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而作出的供詞,不得在任何訴訟中援引為指控有關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證據”,為了使宣言的內容得以執行,聯合國又于198412月制定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該公約進一步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以刑訊取得的口供為證據”,該公約的制定為聯合國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保護人權和反對非法證據提供了可執行的法律依據。我國政府也于19889月批準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我國應當按照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國際人權宣言和公約,承擔普遍的或特定的國際義務,對侵犯被告人基本權利的證據予以排除,加強對被告人權利的保障,只有這樣才能切實保障人權,維護我國的國際形象,順應世界潮流,與國際社會接軌。

    三、我國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和適用

    (一)我國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概述

    我國還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非法證據及其排除規則還沒有嚴格的法律界定。學界對非法證據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非法證據是指所有違背了有關的法律對證據予以規范的證據。我國《訴訟法大辭典》就“非法證據”釋義為不符合法定來源和形式的或者違反訴訟程序取得的證據資料。我國一些學者認為,證據必須具備“合法性”,它既包括取證程序合法,也包括證據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以及取證機關、取證人員等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教科書也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了闡述,一般認為,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并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收集、運用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規定形式的就不是合法的證據,不能作為刑事證據;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必須由本人作出,對精神病鑒定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證據必須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等等。狹義上的非法證據僅指司法人員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等基本權利而獲取的證據。本文所述 “非法證據”僅指狹義上的非法證據。

    我國在1988年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該公約第15條規定,每個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予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在國內法中,只有一些禁止非法搜集證據的規定,如憲法中對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住宅不受侵犯的規定,刑法中關于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罪的規定,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等,而缺乏法律對非法證據排除的明確規定。當立法現實與司法實踐需求發生了沖突的時候,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通過頒布司法解釋的辦法,規定了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緊接著在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修訂規則的方式,做出了類似的規定。

    根據我國的立法現狀,目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中還找不到非法證據排除的痕跡,而只是在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有相關的司法解釋做出了排除非法收集的言辭證據的規定,這種司法解釋超越法律而形成的規定本身受到了一些學者的非議,同時,由于沒有相應的程序、規則加以配套保障,非法證據排除還沒有在實際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適用規則。

    (二)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的存在狀況

     (1)非法證據的排除范圍僅針對非法收集的言詞證據。世界各國對于排除范圍,有不同的立法例。美國在1914年的威克斯訴美國案中就確立了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而英國對于非法取得的物證則主張以公正原則為出發點進行權衡,德國對非法實物證據的態度與英國相似,由法官以權衡原則決定是否排除,日本則規定在非法取證手段重大違法時予以排除。我國現有的規定對于排除的對象限定為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和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供述,也即對于言詞證據予以排除,但是對于非法手段獲得的實物證據,卻沒有任何規定。筆者認為僅僅排除言詞證據,并不足以制止非法取證行為。如果采用由非法手段獲取的言詞證據衍生而來的實物證據,那么偵查機關完全可以以獲取實物證據為目的,肆意采用非法手段,仍然會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通過刑訊逼供或者變相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有可能會是不真實的證據,會造成冤假錯案。在我國刑事訴訟中也不乏這種冤假錯案的案例了,這些都足以讓我們警醒。

    (2)具體操作的缺陷。現有的相關規定對于如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權人、請求的時間、請求的方式、向誰請求和作出最后的裁定、證明的責任分擔等具體問題都缺乏規定,在操作中無規可循。

    (3)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的監督權難落實。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時,必須查明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對于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檢察機關應當要求偵查機關重新派人取證、自行取證、依法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從應然的角度看,有監督的權力應當是相對規范的,但是在刑事訴訟法公檢法三機關相互配合原則的指導下,在人們的法治意識尚待提高的情況下,根深蒂固的公檢法不分家的傳統觀念難以保障監察機關的監督權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4)我國沒有專門的證據庭前審查制度導致影響法官心證。我國當前的證據庭前審查最大的弊端就是使所有的證據,包括非法證據,全部進入了庭審階段,由審理案件的法官一并裁斷。這就使得非法證據,特別是立法規定應當排除但具有客觀性、關聯性的非法證據,對法官心證產生重大的影響。不管證據的取得手段是否非法,都會對接觸到證據的法官產生心理影響,從而影響法官的心證和最終的判決。

    四、構建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議措施

    構建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議措施僅靠司法解釋而缺乏全國人大立法基礎的制度,存在的根基不穩。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需要法律的確認和相應的具體規定保障實施。建議在人大進行立法時,把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具體規定納入刑事訴訟法,增強該制度的可操作性。因此,從程序保障上來說,需要建立一些具體制度來配合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實施。

    ()建立證據庭前審查程序

    首先,設置專門的預審法官,由預審法官對證據進行審查,在庭審之前,先進行一個庭前的證據審查程序,法官可以申請或者以職權對有非法取證嫌疑的證據進行審查。在該程序中,預審法官就非法證據排除要求進行審核,根據控辯雙方的舉證進行判斷,對是否存在非法取證行為,證據是否確定排除進行裁決,以防止非法證據進入庭審程序。其次,預審法官回避。為了防止先入為主,預先裁斷的可能性,主持庭前審查程序的法官應當回避對案件的審理。

    ()明確舉證責任

    1.證明責任的分配問題

    舉證是一個程序性的概念,但是舉證責任從實質上看,是一個實體權的合理分配問題,這種權利的是否合理分配最終決定了能否實現司法正義。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中,由控訴方還是辯方承擔更能實現司法正義,體現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權的價值取向。首先,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應當是平等的,但是控方作為國家權力的代表,從占有的訴訟資源來看,有明顯優于辯方的優勢,為了平衡雙方的對等關系,要在立法上進行傾斜。賦予辯方更多訴訟權利,從增加訴訟義務的角度約束控方,以達到控辯雙方的平衡。在辯方處于明顯弱勢的情況下,增加辯方的訴訟義務,無疑是顯失公平的。其次,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機關是代表國家行使犯罪追訴權的,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追訴犯罪,證明犯罪的舉證責任應由檢察機關承擔,所以當國家的取證行為遭到質疑時,理應由代表國家權力的公安、檢察機關承擔舉證責任。

    2.證明標準問題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根據上引法條,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為“查證屬實”。在訴訟法的證明標準中,查證屬實屬于最高層次的證明標準,必須要證明達到某事件或行為確屬事實的程度。對此,其他國家采用較低的證明標準。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76條第(2)(3)的規定,如果被告人一方提出異議,或者法庭自行提出要求,證明被告人供述可采性的責任就在控訴一方,而且證明標準要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程度。在美國,只能采用優勢證明標準或更低的標準。不過根據慣例,各州可以根據自己的法律,自由地采用較高的標準。但各州法院在涉及搜查或扣押的排除聆訊中,一般都采用優勢標準,甚至一些在自白的任意性問題上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州也采取這種立場。聯邦上訴法院的判例也假定刑事訴訟過程是符合規則的,要求只有發生違法行為的可能性占優勢時才能排除證據,亦即采優勢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中,公安檢察人員有強大的國家權力為后盾,按照刑事訴訟法訴訟地位等邊三角形的模式,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等不利的情況下,如果在舉證證明標準上采用查證屬實這種最高證明標準,難以實現訴訟地位平等原則的貫徹。

    ()賦予律師在場權

    律師在場權是指在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時,犯罪嫌疑人有權要求其辯護律師在場提供法律幫助,辯護律師根據其當事人的要求有權在場。從國際人權公約和各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犯罪嫌疑人在偵查程序中應該享有三項基本權利:律師在場權、沉默權、由律師進行的調查權。在我國,律師的權利有嚴格的限制,雖然新的律師法對律師的權利有了一些松動,但是尚未賦予律師在場的權利。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謝佑平認為,律師在警察訊問時在場監督,能夠確保警察不超越權限,任何一個警察都不會當著律師的面刑訊逼供。從客觀上來講,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在場權,可以消除偵查機關刑訊逼供、非法取證,對于非法證據的生成有遏制作用。偵查人員在偵查詢問程序上享有完全的支配權,他可以自由地選擇訊問的時間、地點并決定著訊問可能持續的時間。雖然從立案到偵查終結,人民檢察院依法應該進行全面的監督,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對于公安機關采取的除拘留、逮捕以外的強制性措施及一些專門的偵查手段,包括留置盤問等訊問犯罪嫌疑人方式的監督,往往流于形式。訊問的合法保證完全取決于偵查人員的個人素養,這種秘密偵查體制為刑訊逼供提供了條件。而在這種境地下,如果引進律師在場訊問制度,賦予律師在場權,可以在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利維護方面給予支持和幫助,同時也達到了監督和制約偵查機關秘密偵查的行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這是現代司法的需要,也是文明執法的保證。

    ()實行偵押分離制度

    目前,在刑事訴訟中,偵押合一也是非法言詞證據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源頭上掐斷非法證據的生成,應當從羈押制度入手,實行偵押分離制度。誠如上文分析,偵查人員對于偵查訊問掌握了完全支配權,時間地點都可以由偵查人員隨意決定,當偵查人員認為審訊不理想時,就可以采取突擊式或車輪式的審訊,嫌疑人仍不“老實”的,有的就授意同倉被押人員對其實施暴力“教育”,以獲得偵察人員“滿意口供”。這正是在偵押不分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的結果。因此,必須改變現有的看守所的行政管理體制。按照偵押分離、罰執分離的原則,將刑事案件的偵查、看守分離。考慮我國目前的機構設置,可以將看守所由目前的公安管理劃歸司法局管理,以他律替代自律,監督和約束刑事辦案人員的辦案行為,規范刑事辦案程序,從而減少刑訊或變相刑訊逼供的發生,為減少非法言詞證據的出現,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從科技手段上進一步監督偵查行為,改善看守所的科技設施。每個審訊室都應配備錄像器材,可以做到對審訊活動的現場實時的監控,防止刑訊逼供,阻斷非法證據生成的可能性。同時,監控的錄像也可以成為用于證明是否非法取證的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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