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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方式改革芻議

    2005-03-11    作者:鐘揚飛 唐仲清 ?    瀏覽數:7,901

    【摘要】目前仍在進行的審判方式改革存在將當事人主義絕對化的偏倚。為避免犯錯再糾錯,應正確認識當事人舉證并不意味著法官庭審中無所作為,合議庭應作到“合議一體”, 直接開庭不等于一次開庭。
     【關鍵詞】 當事人主義絕對化 合議一體 證人不出庭                  
          審判方式改革旨在實現司法公正,它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與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息息相關,更與審判工作的各個方面密不可分,我們既要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也要在改革實踐中不顧總結經驗,提高運作水平,須以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為指導,對這項工作的發展前景有一個盡可能科學的、客觀實際的展望與預測。
       (一)正確認識當事人舉證責任、當事人的辯論質證
        誰主張準舉證是世界各國進行訴訟的一項普遍法則,審判方式改革強調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的目的是全面貫徹公開審判的原則、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提高辦案效率和質量,而如果把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提到絕對化的地步,其結果將會背離審判方式改革的初衷。因為在當事人舉證問題上.當事人的文化水準、證人對自身人格尊嚴的重視程度、律師代理的適用率、律師取證的實際條件(特別是行政機關對律師取證的配合程度)、我國現行文檔管理制度以及公用咨詢的社會開放狀況都會對當事人舉證能力及效果形成制約。片面地強調 “誰主張推舉證”, 認為強調當事人舉證責任.就是證據都由當事人出,舉不出證據就要承擔政訴的法律后果,法官只管“坐堂辦案”,不必去調查取證,這是一種極為偏頗的看法。如果片面地強調當事人舉證,就容易出現錯案、冤案。應該明確認識到,強調當事人舉證并不只是為了把法官從由于包攬訴訟而導致的收集調查證據材料的繁瑣事務中解脫出來,而更主要是通過充分賦予當人以訴訟權利,法官居中裁判。從而達到使審判更符合于科學,確保公正。為了避免片面性的發生,必須正確認識當事人舉責任,處理好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同法院指導舉證及主動收集證據的關系,把兩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
        庭審中雙方當事人自行就案件的訴訟爭議及所舉證據進
    行辯論、質證,避免以前法官一個一個的究問所形成的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的爭辯,恢復了法官在庭審活動中裁判者地位。然而.若片面強調當事人辯論質證,就會產生法官在庭審中無所作為的觀念。當事人的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法庭辯論質證的質量和效果。法官應根據案件和當事人的實際情況正確引導當事人進行辯論質證。目前法官在庭審辯論質證中不是無所事事,而是有許多工作要做,尤其對當事人素質差的情況,則更要注意引導當事人圍繞爭議的焦點進行辯論質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形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1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制定各類案件舉證須知,明確舉證內容及其范圍和要求。”從200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當事人舉證義務作出了明確的規定。為將強調當事人舉證與法官對當事人舉證的引導結合起來擬可參照下列具體做法:(1)制定舉證須知,明確舉證內容。將各類案件的舉證責任及舉證內容、范圍都作出具體而明確的規定,用書面告知參加訴訟的當事人,讓他們理解其內涵,把握其要規提高當事人的舉證法律意識,使當事人能充分、有效地進行舉證。(2)根據訴訟階段的不同,逐步引導當事人舉證。如在起訴與受理階段告知當事人訴訟法關于舉證責任及制造、提供偽證的法律責任,并讓當事人明確應舉證據的內容、范圍,使當事人的舉證有針對性,避免其盲目舉證;在開雇用審理階段,審判人員將當事人所舉證據的矛盾之處提示出來.并提出當事人還可以舉出新的證據。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偽證現象存在日益嚴重的趨勢。由于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爭訟主體形成“打宮司就是打證據” 的共識,而有的當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為了追求對自己有利的裁判結果,假借負有舉證責任,或提供虛假的證據材料,或私自涂改單據上的金額、日期等具體項目,或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出偽證,或以暴力、威脅、賄買方式阻止他人作證,或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嚴重地妨害了人民法院公正公平地審理案件,破壞了舉證責任的正確實施。例如,在民事訴訟實踐中,審判奉行完全當事人主義的傾向過分強調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而忽視甚至放棄法院根據案件需要調查收集證據和審查核實證據的責任。然而,偽造證據案件由受害一方當事人申請再審的該當事人要承擔提供證明對方偽證的舉證責任,這是 其所難能的。法院在審判中如果放棄調查收集,審查核實證據的職權,坐堂審案,這種執法觀念的偏移,就給民訴偽證行為可乘之機,致使民訴偽證行為蔓延。為防止證據方面不正常現象的發生,首先必須提高法官審核證據的綜合能力,加強對證據材料的分析判斷,善于發現和防止偽證,強化證據管理;其次要加強對當事人及廣大公民的法制宜傳教育,對其舉證的內容和方法進行具體指導,令其知曉采取非法手段索取證據或提供偽證的違法性和應負的法律責任。將證據制度納人法制軌道;再次對做偽證、提供虛假證據屢教不改的或情節嚴重的,該罰款的堅決罰款,該拘留的堅決拘留,觸犯刑律的堅決嚴懲,以保證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
        (二)正確認識擴大和強化合議庭、獨任法官權責
        新的審判方式改變了過去合議庭的權限較小,裁判權力集中在庭長、院長、審判委員會的現象。從審判實踐看,逐步加強合議庭和獨任法官的權責勢在必行。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合議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突出的問題表現在合議庭自身的運作方面。就合議庭自身的運作而言,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合而不議”。就大多數案件來說,名義上是合議庭審理案件,實際上是“主辦人” 或“承辦人”一人審理,其他合議庭成員不直接參與評議案件也是主審法官的意見起主要作用,其他成員多數情況下不進行實質性的合議,只表個態;個別的甚至先裁判然后再分別通氣,既不“合”也不“議”。從制度設計角度看,案件審理采用合議制并運用合議庭方式,是為了強調合議庭各成員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互相補充制約形成整體智慧的優勢防止法官個人認識上的失誤、審判工作中的誤判和司法腐敗的產生。“合而不議”則完全背離了上述宗旨。針對前述現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1條之規定“合議庭組成人員必須共同參加對案件的審理,對案件的事實證據、性質責任適用法律以及處理結果等共同負責”。似可對合議制定出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各項措標和相應的保障落實的措施,規定合議庭成員對查情案件事實、認定證據、適用法律集體負責;合議庭成員應做到共同閱卷、共同調查、共同開庭、共同評議、共同對案件作出判決;對二審民事糾紛案件徑行判決的合議庭成員也應共同閱卷、共同判決和對案件審判集體負責。由合議庭負責作出審判結果案件的法律文書,合議庭全體成員審閱后,由審判長簽發。
        在擴大和強化合議庭獨任法官的審判職能的同時,應加
    強其審判責任的落實。首先,應強調對錯案責任者和違犯審判紀律行為人的追究。再次,應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崗位責任制及審判人員秉公辦案、嚴肅執法的激勵制度,規定審判人員的辦案指標和辦案獎勵辦法。
        (三)正確認識直接開庭與當庭裁判
        直接開庭是把當事人舉證、質證、法院核實認證統一于直接開庭審理之中進行。直接開庭因強調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不排除一次開庭成功,但也不等于都要一次成功。因此,直接開庭不等于非要對案件當庭裁判。
        直接開庭并不是指在立案后不作任何準備即可徑行開庭,而是必須在做好庭前必要準備的前提下才可進行。庭前的必要準備一般是指:(1)應口頭或者書面向當事人告知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2)告知當事人的舉證內容、訴訟材料;(3)如認為有必要,可主動收集必要的證據。直接開庭是否一次開庭成功,主要是取決于庭審中案件事實是否查清為前提。若首次開庭尚不能查清案件事實,可以延期審理。再次開庭審理,可接上次開庭程序進行,不必再重復上次開庭已完成的程序和已查明的案件事實。一次開庭結不了案的.可以二次、三次開庭,直到案件事實查清,是非分清為止,使當事人之間 訟爭得以解決。因此,片面強調直接開庭審理的一次成功率,是不妥當的。
        改革過去“ 審”與“判”分離得活動,實行“合議庭當庭裁判”,實現“責”與“權” 的統一,達到“審”與“判” 結合的目的。賦子合議庭裁判的權利,改變運用“層層聽匯報、層層把關、層層審批”的行政手段實施審判行為的作法,發揮合議庭在訴訟中的應有作用強化庭審功能。但是當庭裁判并非一次開庭,必須即席宣判,當庭裁判的意義和實質在于:加強合議的職能,擴大合議庭的職權,實現“審” 與“判”的合一。因此,有些案件可以一次開庭,當庭判決;有些案件則需二次開庭、三次開庭方能下判;有些案件.不宜當庭裁判。此外,實行合議庭當庭裁判,還必須強化合議庭成員素質,嚴相合議制度,落實合議庭成員責任,制定和實行合議庭評議案件規范,實行合議庭成員對案件事實、性質和實體處理共同負責,杜絕 “陪而不審”、“合而不議”的現象,保證會議庭作用的充分發揮,實現司法公正的最終目的。
        (四)對證人不出庭問題的法理分析
        我國數年以來的審判方式改革的價值取向無疑趨向于當
    事人主義。當事人主義的審判模式則始終強調涉訴當事人的直接參預訴訟。就權利配置而言,在庭審中要求證人出庭,首先就是對對方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障。如果完全沿襲我國審判實踐中證人不到庭,宣讀證詞后即采納為證據,進而作為定案依據的作法,無疑是對對方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剝奪或者侵損;在庭審中訴訟權利能否充分享有直接關系到其實體權利的有無或大小。而在審判實踐中,各類訴訟中證人不到庭作證的現象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據資料顯示,1997年1至4月武漢市法院庭審中證人出庭率僅占開庭總數的30%,其中有的法院幾十件案件通知證人出庭,開庭時卻無一人到庭.福建省檢察院的一份調查報告說,一個縣法院刑事案件證人出國率僅為25%,受賄案件無一人出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1997年1至9月審理的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的僅占通知出庭人數的1%;近年來上海黃浦區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國率只有5%。
        證人不出庭作證的原因大概有:
       1、法律對拒不出庭作證的證人缺乏相應的制裁措施。從世界一些發達的國家刑事訴訟立法例來看,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均認為證人依法出庭作證是基于公益目的而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對不履行或不正確目行法定義務的證人,均規定了罰金、罰款.拘傳、拘禁等制裁措施。我國刑訴法雖然明文規定了“凡是知道案件事實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但未制定出相應的制裁措施。
    2法律對證人權益保障不力。證人與審理中的案件本無利害關系一般情況下也沒有訴訟利益(當然在特殊情況下也有當事人予證人以“好處 的情形,但那并非訴訟勝負所引伸的利益),現行法律對證人的權益保障不力,對其作證的責任和積極性更是一種消極的沖減。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同時,我國《刑法》第308條規定了“打擊報復證人罪。”這些規定對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有一定的作用但這屬于事后懲罰性,并且基本上是通過刑法手段來保障的。刑法禁止的 是犯罪行為,只有當一般部門法不能充分保護某種合法權益時,才能適用刑法。而且要在發生了嚴重后果時才能起作用,對證人的保護缺乏預防性措施,不能消除證人的后顧之憂。
    筆者認為,建立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同時設置證人權益保障制度(有學者建議能盡快成立起由黨委、人大、紀檢監察、政法各部門以及新聞機構等機關單位聯合組成的證人安全保護中心,專司保護證人安全之職),這無疑會大大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但是我們必須正視當制度還不健全時證人不愿出庭作證的現實。理想完美的方案如果不具備實務中的操作性.永遠也只能是畫餅充饑。針對目前證人不出庭作證的普遍現象,在現行的制度背景下提出如下設想:
    1.正確對待證人不出庭只愿提供書面證詞的情況。在審
    判實踐中往往會出現證人礙不過情面(證人與訴訟雙方都是
    熟人),寧愿出書面證詞也不愿出庭作證,在這種情況下,負有作出公正裁判職責的法官決不能輕率地以“直接言詞原則” 為理由拒絕采納書面證詞為證據。除了對證據本身應作嚴格審查外,亦可采取通知雙方當事人到庭對證人提供的證詞進行“質證”。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我們應當非常現實地認識到自然人來出庭不盡人意.但就查明事實的審判需要而言,采納書面證詞讓其準人證據范圍,總要比無—例外拒斥更能全面認識待證事實的證據更妥。況且,證人出庭作證,并不意味著其所作陳述就一定為真,對證人證言的真偽,還需參照其他證據綜合全案來認定。
        2.利用現代通訊手段讓證人通過電話作證。有學者認為,
    要求證人親自到庭作證,決不是要求征人用他的身材長相來作證,而是用語言來表述他所知道的案件事實,來回答控、辯雙方對其所表述的案件事實的質疑。只要證人的聲音能出現在法庭,那么他的軀體出不出現在法庭就同無關緊要了。對于控、辯雙方所需要通知出庭作證的證人,法院可通知他在法院開庭的時間守候在指定的電話機旁,需要他出庭作證時,撥通電話,按下免提鍵,證人的聲音使來到了法庭。采取這種證人間接出庭作證的出庭方式作為證人直接出人作證方式的必要補充,既能妥善地解決證人因特殊情況不能親自到庭作證的矛盾,又能有效地避免證人因不愿面對面作證而不肯出庭的事情發生。這既符合中國的國情,也是訴訟經濟原則的內在要求,更是對當前在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難現狀的一種改觀。因此,電話作證不失為一種在目前情況下切實可行的變通措施,但需要補充的是,如果采用這種方式,應盡可能責成該證人首先向法庭提供一份書面證詞,其理由是一來涉訟當事人可對證人作證內容事先有一梗概了解,二來可明確電話作證內容是否與其證詞內容相符。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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