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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國商標法設立的法定賠償制度之評價

    2013-07-24    作者:廣東迅法律師事務所 李文立    瀏覽數:11,116

    本文榮獲二0一二年度理論成果獎三等獎

     

    按照我國《商標法》第五十六的規定,被侵權人的損失或者侵權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但筆者認為,該法的法定賠償制度未能發揮應有之功效。

    一、我國商標法設立的法定賠償制度主要存在的問題

    該法定賠償額的幅度較大,對下限未作規定,對按照幅度賠償應考慮及侵權行為的情節,法條規定的不明確。200210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對此明確了所應考慮的多種因素,但如何計算仍然未明確。參照國外法定賠償的立法實例,法定賠償主要應解決兩個問題:一為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非法獲利均難以確認時,解決對權利人的賠償問題;二為減輕當事人的訴累,亦可提高司法效率,如在美國版權訴訟中,如果權利人選擇要求最低的法定賠償額,則無需對其受到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非法獲利進行舉證,且其可在法院判決出之前的任何時間選擇法定賠償。而我國商標法所規定的法定賠償卻未能很好地解決這兩個問題:對于第一個問題,因對商標權人的法定賠償沒有實質意義的下限,賦予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不利于對權利人的保護;而對于第二個問題,即減輕當事人的訴累及提高司法效率問題,我國現行的法定賠償根本沒有涉及。現筆者列舉兩案例以供說明上述第一個問題。

    案例一。廣東省廣州A公司(原告,以下簡稱“A公司”)系“CTI”商標權人。20024月底開始,杭州B公司(被告,以下簡稱“B公司”)未經A公司許可,擅自委托杭州C公司偽造標注“CTI”注冊商標的復合模鏈條包裝袋33000只,從他人手中購進標注“CTI”注冊商標的鏈條包裝盒10000只,而后在自己公司內制造假冒注冊商標“CTI”鏈條,于2002523日被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余杭分局余杭工商所查獲。非法經營額3萬余元。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余杭分局對此確認B公司的行為構成生產、經銷假冒偽劣商品,除沒收假冒物品外,并罰款5萬元。法院認為,B公司制造、銷售假冒A公司擁有的“CTI”注冊商標的鏈條鏈片及擅自制造“CTI”注冊商標標識,其行為給A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法院一審判決,B公司賠償A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10萬元。判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上訴。

    案例二。上海D有限公司(被告,以下簡稱“D公司”)自20021月份開始,在未取得“CTI”注冊商標持有人A公司(原告)的許可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生產的傳動鏈條以及外包裝上擅自使用“CTI”注冊商標,還接受深圳E公司委托生產“CTI”品牌的鏈條,共生產了“CTI”傳動鏈成品,合計9550條,非法經營額為57951元,這些產品準備銷售給深圳E公司,尚未實際銷售。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此認為D公司構成侵權,除沒收侵權物品外,罰款15萬元。法院一審判決認為,D公司未經原告許可,擅自在其生產的傳動鏈產品上使用“CTI”商標,侵犯了A的注冊商標專有權,理應承擔商標侵權的民事責任;但現有的證據只能反映D公司在200211月開始生產“CTI”傳動鏈,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查處違法行為時也未發現已經實施“CTI”傳動鏈銷售的證據;因此,D公司雖然實施了侵權行為,但是A在本案中僅主張損害賠償,而A公司尚未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D公司事實上已經銷售了“CTI”傳動鏈并獲得了非法利益,故法院對原告提出的賠償請求難以支持。結果,A公司敗訴,未得到任何賠償,A公司不服上訴,二審維持原審判決。

    從上述兩案例可對比其相同之處:1、被侵權者同一;2、侵權者均委托他人加工標有被侵權人商標“CTI”的包裝品、標貼及模具;3、案發時,兩案件中的工商部門均在查獲現場查獲大量侵權物品,兩侵權者所生產的侵權產品的數量相差不大,非法經營額因此相差也不大;4、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均認定侵權者未將侵權產品銷售,但都對侵權者認定構成商標侵權,并予以行政處罰。其中:在“案例一”中,杭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B公司罰款5萬元;在“案例二”中,上海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C公司罰款15萬元。

    由此可知,上述兩案例案情十分相似,但兩侵權者的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分別對其的罰款卻相差3倍,似乎“案例二”的侵權行為要較“案例一”的侵權行為嚴重的多。但是,在司法保護方面,特別是被侵權人在通過訴訟賠償方面,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案例一中,法院判決B公司賠償10萬元給A公司;而在案例二中,法院判決被告D公司無需賠償。

    總之,我國商標法設立的法定賠償制度主要存在的問題是操作性差,沒有從侵權人的侵權行為的多種方式而給權利人造成財產實際損失的廣泛性、復雜性等方面來考慮確定具體的賠償計算方法,從而難以有效的保護商標專有權。

    二、對完善我國商標法法定賠償制度的建議

    (一)明確法定賠償的計算方法。對于法定賠償額的確定,我國《商標法》第五十六條只是籠統的規定法院可以根據侵權的情節來確定。200210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也只列舉了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所應考慮的諸種因素,而依據這些因素如何確定賠償數額,卻沒有確定計算方法;因此,為了使法定賠償額的計算方法便于在司法實踐中操作,使各地法院對此有個統一的標準,應盡快對于法定賠償額確定一套計算方法。

    (二)給法定賠償設定一個底線。筆者認為,法定賠償應該有一個最低額的限制,同樣以權利人受到的實際損失或者以侵權人的非法所得來計算賠償額的,也應該有一個最低額或者底線的限制。如果權利人選擇要求最低的法定賠償額,則無需對其受到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非法獲利進行舉證,且其可在法院判決作出之前的任何時間選擇法定賠償。

    (三)為科學合理地解決好損害賠償額計算問題,針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難點和困惑,我國的學者和司法工作者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其中有:商標侵權賠償額為侵權商品的銷售量乘以被侵權人在被侵權前該商標商品的平均銷售價格乘以被侵權人在被侵權前該商標商品的平均利潤率,加被侵權人因被侵權造成的生產成本的增加; 不能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專用權人,得就其使用注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后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按照不低于商標使用費賠償權利人損失 ;以商標設計費來確定商標的價值,核算侵權賠償額;以商品的銷售區域范圍和廣告資金投入核定侵權賠償額;采用無形資產評估來核定侵權賠償額; 綜合侵權行為人主觀惡意等具體情況判定賠償額,等等。這些方案對完善我國商標法確定的商標侵權賠償數額計算方法是有一定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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