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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審判開庭前準備程序若干問題的探討

    2014-10-27    作者: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 張成勇    瀏覽數:6,425

    本文榮獲二〇一三年度理論成果獎二等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已于2012314日公布,將于201311日起施行。此次修訂是1996年刑訴法修改之后的又一次大修,盡管尚有諸多不足,但是將“保障人權”、“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以及“非法證據排除”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特別是在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方面的重要完善,其進步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其中在審判程序方面,為了充分發揮庭審功能,提高庭審效率,進一步強化了開庭前準備程序,設置了庭前會議制度。但由于立法規定過于原則,對于庭前準備程序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操作?是每個案件都召集庭前會議,還是在什么情況下才啟動庭前會議程序?庭前會議需要解決什么問題以及如何充分發揮庭前準備程序在審判程序中的積極作用等相關問題都非常必要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進一步的探討。

    刑事訴訟庭前準備程序是指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經審查,決定開庭審判后所進行的庭前準備工作的程序,其目的在于保障法庭審判的順利進行。庭前準備程序是設置在法庭審判之前的一個前置程序,是刑事訴訟中一項重要的預備性程序。刑事訴訟法此次修改前,開庭前準備程序的立法設計和實踐操作都較為簡單,采取起訴和庭審直接對接,庭前準備工作基本上限于人民法院主導的召集開庭的活動。但司法實踐證實,這種單向、封閉式的庭前準備工作,使控辯雙方特別是辯護方沒有一個正常的渠道就案件的有關情況與審判人員進行意見的交流和傳達,特別是一些嚴重影響開庭審理的程序性問題,由于庭前無法表達,往往把問題留在開庭審理時,不僅影響開庭的順利進行,有時甚至不得不延期審理來解決上述問題。為了保障開庭順利、高效地進行,充分發揮開庭前準備程序作為法庭審理預備性程序的功能,開庭前準備程序的完善日益倍受立法、司法和理論界的重視。正是基于對開庭前準備程序價值和功能的深刻認識,此次修法對開庭前準備程序予以擴充,引入庭前會議制度,對整個審理程序都有非常積極的影響。

    一、加強開庭前準備程序,實現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

    現實的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后,開庭前的準備工作僅是單純對訴訟參與人的通知,召集開庭即是開庭前的準備工作。在這一階段就法庭審理活動的準備情況以及案件的相關程序性問題,人民法院并未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公訴人由于其工作性質尚有渠道與審判人員交流意見,而當事人、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在沒有法定程序表達意見的情況下,基本上沒有途徑向審判人員反映意見。因此,從程序公正的角度,在庭前程序設計上,有必要在準備程序中吸收控辯雙方的參與,了解有關情況、聽取雙方的意見。有利于保障各方在程序方面的各項權利,促進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進一步彰顯了程序公正的訴訟價值。

    二、加強庭前準備程序,實現庭審過濾功能。

    充分的庭前準備工作,特別是庭前會議的有效召開,“圍繞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對于雙方無異議的證言在庭前會議中加以確認,提供該證言的證人無需再列入出庭證人名單。再有,對于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在這一階段予以排除,不再在法庭上進行舉證質證,避免了所有材料和問題毫無篩選地留待庭審當中解決,無疑發揮了庭前過濾功能。

    三、加強庭前準備程序,實現庭審加速功能。

    刑事審判資源是最寶貴的司法資源,特別是在司法資源嚴重不足的當下。任何訴訟程序的設計都必須遵循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刑事訴訟亦不列外。強化開庭前準備程序的目的即在于提高效率,通過細化的、可操作性較強的庭前準備工作,將影響庭審順利進行的程序性問題提前在庭前解決,為庭審順利和高效進行創造條件。針對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常就回避、非法證據排除提出異議,導致庭審不得不用過多的時間解決相關程序性問題,有時還因之休庭和延期審理,從而造成法庭審理中的不集中,程序拖沓。對于這些程序性問題,適合在開庭前的準備程序中解決,以充分發揮庭前準備程序的庭審加速功能。

    此外,庭前準備程序也有益于重要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順利實施。此次刑訴法對證人出庭作證制度進行了較大的修改,無論是強制證人出庭作證還是保障證人出庭作證的補償、保護等配套措施引入,其目的都在于改變實踐中證人不出庭和出庭率偏低的現狀。通過過往的司法實踐,我們知道要求所有證人全部到庭作證不僅不符合我國國情,同時對很多案件也是沒有必要的。鑒于此,在庭審前對必須出庭的重要證人名單的確定以及如何落實證人出庭就成為了保障庭審中證人實際出庭作證,庭審順利進行的重要環節。通過庭前會議的程序,控辯雙方將上述問題在審前予以解決和明確,無疑對今后重要證人出庭作證的順利實施,奠定了基礎。

     

    庭前準備程序完善給刑事審判的訴訟程序帶來了重大的變革,如何實施和操作才能發揮該項制度應有功能,避免該程序流于形式,甚至演變為“又一次庭審”,需要我們在理論和司法實踐中進一步研究、探索,但就目前來講筆者認為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一、功能定位必須明確

    從立法目的來看,設置庭前會議是為了庭審服務,保障庭審順利和高效進行的。所以其性質應該是開庭審判前的準備程序,而非審判程序。庭前會議解決的問題應該是影響庭審順利進行的程序性問題,而非案件的實體問題,不應涉及到被告人有罪與否、罪輕罪重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在開庭審理時解決。否則庭前會議的召開無異于開庭審理,不僅不利于訴訟效率的提高,也有悖于設置庭前會議制度的初衷。

    二、庭前會議需要解決問題的范圍必須明確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二款的規定,庭前會議解決的問題只列舉了包括回避、出庭證人名單和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因為法條用了未完全列舉的方式表述,給司法實踐充分發揮這一程序功能為審判服務留出了一定空間。但是庭前會議適合解決哪些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則是需要我們思考和明確界定的,畢竟庭前會議是開庭前的準備程序,解決的是程序性的問題。賦予其太多的功能,難免使諸多過去司法實踐證實庭審能夠承擔的功能,分解在庭前程序解決,無異于削弱了庭審功能,增加訴訟各方的訴累,顯然與設立庭前會議的目的不符。

    由此,庭前會議解決除法條列舉的三項問題外,將管轄異議,鑒定人和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名單確定以及審理方式的確定,比如案件適用簡易程序,是否公開審理的問題都適合也必須在庭前解決。此外,對于是否調取新的證據,是否重新勘驗、鑒定以及是否變更強制措施的問題納入其中解決也應該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但對有些問題的解決則要有一個程度的把握,比如證據的展示,對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等問題,其中不得不涉及到證據的質證和對案件事實的查明,如果過于深入,難免使原本在法庭審理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分流到庭前解決,使庭前程序異化為開庭,并不有助于訴訟效率的提高。

    三、需要召開庭前會議的案件應有范圍限制

    庭前準備程序應當與案件的難易、社會影響等相匹配,不是所有案件都需要召開庭前會議來解決影響庭審進程的程序性問題,所以立法將召開庭前會議設置為選擇性程序,而非審理案件的必備程序。對于被告人認罪的、控辯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顯然沒必要在開庭前組織庭前會議。這就需要對召開庭前會議的案件有一個范圍的限制,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審理的繁簡分流。

    就目前來講,下列案件召開庭前會議是比較符合該項制度的功能和目的的。

    1、大案、要案。此類案件社會影響比較大,受關注度比較高,啟動庭前準備程序,將細枝末節的問題在庭前解決,有利于保障庭審效果。

    2、疑難復雜的案件。此類案件的復雜度決定了證據材料內容繁雜,各方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和定性存在不同意見。啟動庭前準備程序,在起訴和庭審之間設立過濾環節,通過對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便于合議庭了解各方爭點,掌握庭審重心,從而達到提高庭審效率和質量目的。

    3、確實存在相關問題可能影響庭審順利進行的案件。如辯護方庭前即對證據來源的合法性有異議的,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的;又或者庭前即提出申請證人、鑒定人或專家證人出庭質證的等諸如此類案件。就有必要對非法證據的排除以及出庭證人、鑒定人或專家證人的名單的確定和資質的審查在庭前召開會議提前解決,從而使庭審集中高效。

    4、法庭或者控辯雙方認為確有必要的案件。從立法來看,庭前會議召開的決定權在于人民法院,但是考慮到庭前準備程序是庭前的預備程序,在開庭前消除可能造成審判中斷和拖延的因素。所以應當賦予控辯雙方申請啟動召開庭前會議的權利,才能有效地解決當前庭前無法和合議庭交換意見的難題,更能充分保障辯方訴訟權利的行使。

    四、庭前會議程序應賦予相應的訴訟效力。

    召開庭前會議既然是審判程序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那么在庭前會議中圍繞解決的問題所達成的一致意見就應該賦予其法律效力。

    1、庭前準備程序應當制作筆錄,所有參與人員簽名,該筆錄作為參與各方協商的結果,對于后續訴訟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力。

    2、庭前準備程序中已解決的問題,庭審中原則上不再予以處理。

    3、庭前準備程序中,控辯雙方無爭議的證據或其他問題,顯然不是庭審的重點,在法庭調查中完全可以簡化。

             刑事訴訟法修改決定公布后,理論界和實務界都普遍認為強化庭前準備程序,召開庭前會議將會對今后刑事審判產生積極的影響,然而受限于立法規定的原則和籠統,加之召開庭前會議又是我國刑事訴訟中新創制的一個程序,沒有可供參考的成熟經驗。所以庭前準備程序能否在司法實踐中發揮應有的功能和作用,尚有待于司法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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