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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議當前刑事訴訟證人證言模式的弊端和對策

    2010-05-24    作者:廣東國政律師事務所 黃卓童 ?    瀏覽數:10,589

    (本論文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二OO九年度理論成果三等獎)
    刑事訴訟中的證人證言無疑是審判活動的重要證據形式。在當前的司法實務中,普遍實行在證人不出庭情況下宣讀證人證言,法官憑庭上宣讀的證人證言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經成為一種庭審模式。對此,往往引起爭議。這種情況常常會引起審判是否公正的議論。

    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證人證言反映的事實與其他相關的證據如物證、書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等相吻合時,法庭經過查證屬實后,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但是,如果在被告不認罪的情況下,只憑證人不出庭的證人證言定案,或者在關鍵的情節上只以這種證人證言定案,其結果必然帶來諸多弊端。

    一是形成對證人證言真實性判斷依據的空白。在證人不出庭,被告又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情況下,法官憑什么依據去認定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呢?證人證言是證人對涉案事實感知的一種從個人視角的陳述,其必然帶有個人感官的局限性;證人證言又是在偵查人員的取證下的陳述,必然受到偵查人員的詢問態度和方式的影響,其必然帶著受詢問人影響的痕跡;證人證言更是證人對案件以及涉案人具有的某種感情下的陳述,必然帶著證人對涉案人的感情色彩;證人證言還是經過記錄人員的書寫、刪改、打印、交付證人簽名過程中制作出來的,其必然存在文字上的疏漏、錯誤的可能性。據此,證人不出庭,不接受公訴人、辯護人、審判人員的當庭詢問,不在當庭詢問中排除虛假、繆誤的成分,如何能夠使證據達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充分、確實”的證明標準呢?在這一情況下,單純憑法官的經驗來判斷,證人證言的審查不可能達到排除合理性懷疑的程度,以此種證人證言定案,不但不能令人信服,而且還存在著鑄成錯案的可能性。

    二是違反了證人應當出庭的審判規則。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有作證的義務,最高法院的刑訴法司法解釋為“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只是在符合下列情形,經人民法院準許的,證人才可以不出庭作證:(一)未成年人;(二)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三)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決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 但在現行的刑事審判實務中,很多證人不出庭都不符合最高法院規定的四項條件,公訴機關在出庭公訴時并不說明證人不出庭的原因,法官也不要求公訴人說明這一原因,這樣,就形成連涉及到案件的定罪量刑的關鍵事實的證人也不出庭,法官不管被告人及辯護人是否異議,只憑公訴人在庭上宣讀的證人證言去定案并以此對被告定罪量刑證。這一做法,實際上是以司法權力簡單地否定了被告人與辯護人對證人證言的懷疑。這一做法,與目前世界通行的以直接言詞原則的刑事審判模式以及目前我國實行的從“彈劾式”到“控辯式”的司法改革方向相悖。

    三是容易給逼供、誘供或其他變相的刑訊逼供方式制作非法證據提供了空間。在目前證人證言的錄取缺乏規范和約束的情況下,到了審判環節,法院只靠宣讀的證人證言定罪,對證人證言的合法性缺乏必要的審查,導致法官以非法證據定罪量刑。最高法院的刑訴法司法解釋第第六十一條規定:“ 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事實上,偵查機關為了急于破案,對證人使用威逼、引誘、欺騙的手段錄取證人證言的情況時有發現;在已經發現的冤假錯案中,可以看到司法人員利用威逼、引誘或其他變相逼供手段錄取證人證言,然后憑這些非法的證人證言定罪判刑的大量事例。我們在發現冤假錯案后,并不重視形成冤假錯案的原因,其中的一條原因就是缺乏嚴密的公正的司法程序,包括證人證言錄取的程序、證人證言審查的程序。在這種情況下,以庭上宣讀的證人證言定罪量刑,無疑給非法證據的制造留下巨大的空間。

    刑事訴訟采用宣讀證人證言方式與目前的民事訴訟的證人證言質證方式有著巨大的反差。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提供的證人證言如果沒有證人出庭作證,法庭一般不予采信,甚至在庭上當事人不予質證。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民事訴訟涉及的是公民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而刑事訴訟涉及的是公民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等重大權利,據此,刑事訴訟證據的質證方式和證明標準應當比民事訴訟證據的質證方式和證明標準的要求更高。民事訴訟可以采用嚴格的證人出庭質證方式,為什么涉及人的生命及人身自由的刑事訴訟反而采用證人不出庭而宣讀證人證言的方式呢,是把刑事訴訟的證據質證方式的要求降低到民事訴訟證據質證方式之下嗎?這種做法完全沒有任何合法合理的依據。

    有人提出,刑事訴訟的證人出庭率普遍低下,是與現行制度未能保證證人的安全和未能解決證人出庭的費用等問題有關。雖然現實情況如此,但并不能成為所有或大多數刑事案件都不采用證人出庭作證方式的理由。為什么民事訴訟案件的證人可以出庭作證,而刑事案件的證人就不能出庭作證,難道民事訴訟案件的證人就沒有人身安全問題?如果說,刑事案件的證人出庭會有人身安全問題,那么,公訴人和法官難道就沒有人身安全問題?既然民事訴訟案件的證人可以出庭作證,公訴人和法官也并不受人身安全問題影響,那么,刑事訴訟的證人出庭就不應當受人身安全問題的影響。而且,解決證人的人身安全問題并不是沒有辦法和資源。

    從根本上解決宣讀證人證言的質證方式問題,有待于司法實踐不斷推動的國家司法改革的發展進程,特別是刑事訴訟法將要作出修改這一新形勢的進展。至于目前的過渡階段,應當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方法,并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據此,如何改革現行審理證人證言的做法,筆者有以下的設想。

    首先是要將證人證言進行分類,對不同類別的證人證言提出不同的要求。按照證據事實對案件的作用,可以分為主要事實的證人證言和非主要事實的證人證言。主要事實的證人證言包括能夠證明被告人罪與非罪、罪重與罪輕的事實的,非主要事實的證人證言則是不能單獨證實被告人罪與非罪、罪重與罪輕的。對于前一種證人證言,則一般要求證人出庭;對于后一種證人證言,則一般不要求證人證言出庭。在第一種證人證言中,也可以分為兩小類:一種是證人證言已經與其他證據(被告人供述、物證、書證等)相吻合,這一類可以不要求證人出庭;第二小類則是與其他證據不相吻合或沒有其他證據相佐證的,這一小類則必須要求證人出庭作證。

    為了強化證人出庭制度,建議最高法院做出規定,如果一個刑事案件主要依據沒有證人出庭的證人證言定案的,該案就成為上訴或再審的理由;在二審或再審時,法院就必須傳召該證人出庭作證,如果該證人不愿意出庭作證,法院就對該證人證言的事實不予采信。

    其次是在應當出庭的證人不能出庭作證時,可以采取某些替代方式。例如,可以由舉證一方出示并當庭播放錄像資料,播放證人作證的現場講話,包括證人的講話、詢問人的問話,播放完后由公訴人、被告、辯護人各方進行質證。這一方式應當排除錄音資料,因為證人不出庭,無法進行聲源的鑒定。如果舉證方沒有錄像資料,那么,就要求詢問人、記錄人出庭作證,并在出庭作證前在法庭上的作證保證書上簽字(這一簽字方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上對證人的要求)。詢問人、記錄人要當庭回答公訴人、辯護人、法官的提問,就證人證言取證過程,包括時間、地點、詢問人以及證人的談話內容,詢問時的證人的情緒、詢問人是否有強逼、引誘、欺騙以及其他刑訊逼供行為等情況一一回答發問人的發問。以后如果查明證人有被逼供、誘供或其他刑訊逼供證人的行為,到庭上作證的詢問人和紀錄人均要承擔法律責任。

    在此種情況下,偵查機關在詢問證人時就必須進行錄像,并保留錄像資料作為案件證據附卷。對一些重要證人的詢問時更需要進行錄像,否則,如果證人不出庭,這些證人證言證據就沒有大的價值。

    再次是強化辯護人的舉證功能。在公訴人不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法院應當更重視辯護方的舉證。對辯護方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向法庭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應當允許。特別是辯護人申請新的證人到庭的,應當當庭同意并休庭,盡快確定新的證人到庭的時間并確定下次開庭日期。如果辯護人的證人在庭上陳述的事實與公訴人的證人證言的事實不相同,而辯護人的證人又沒有其他妨礙其如實作證情形的,經合議庭討論后,法庭應當確認辯護人證人在庭上證言的真實性。這種做法,是對公訴方只憑證人證言指控犯罪的一種制約。以體現審判公平。

    證人出庭作證是現行國際刑事審判普偏實行的審判模式,我們應當積極采用這一人類的法律文明成果,作為我國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以推進公正司法,保障人權的社會主義法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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