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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現狀及改進措施

    2016-05-13    作者:    瀏覽數:8,916

    本文榮獲二〇一四年度理論成果獎三等獎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現狀及改進措施
                                                      廣東高義律師事務所   孫槐玉

    一、前言
        隨著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于2013年1月1日實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以前的審判階段擴展到刑事訴訟的所有階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數量相應激增。從全國統計的數據看,2013年全國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15萬余件,比2012年增長13%,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萬余件,比2012年增長66%。⑴
        刑事案件數量大幅增加,而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與法律援助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仍未完善,辦案過程中出現很多新問題亟待解決。幾年來,筆者經辦過各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在具體工作過程中,遇到諸多困境,現結合刑事法律援助現狀探討解決之道,希望對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提高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辦案效率與辦案質量有所幫助。
        二、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現狀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來源相對單一。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主要來源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指派辯護律師的案件,且這些指派的刑事案件集中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盲、聾、啞人犯罪案件。相比之下,經濟困難的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公訴案件的被告人或被害人主動申請法律援助的情況并不多。以廣州市黃埔區法律援助中心2013年承辦的刑事案件為例,2013年承辦的116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只有3 件刑事法援案件來源于自訴人、公訴案件的被告人或被害人的申請。管中窺豹,可見大多數自訴人、被告人或被害人并不清楚可以通過法律援助獲得法律幫助。
       (二)刑事法律援助還未形成全國統一的異地協調機制。
        以廣州市為例,廣州市與全國近60多個城市建立了城際間法援協作機制⑵,全國有600多個城市,與廣州市建立異地協作機制的城市只占全國城市數量的10%,而據統計數據顯示,廣州市外來人口截止2013年底共有680多萬,流動人口來源地基本上覆蓋了全國各省市。由上述數據不難看出,我市建立的異地協作機制還遠遠不能滿足法律援助的異地辦案需求。由此可見,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全國統一的異地協調機制勢在必行。
       (三)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定的翻譯、評估、鑒定等機構,且涉及的翻譯費、評估費、鑒定費的減免也沒有統一具體的規定。
        筆者曾辦理過聾啞人犯罪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機構沒有向經辦律師提供聾啞翻譯或聾啞翻譯合作機構,由律師自行聯系。辦案律師對聾啞翻譯的專業水平無從考查,如果翻譯未經過法律常識的培訓,辦案質量會大受影響。
    根據《廣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受援人可以獲得司法鑒定、勘驗、評估、審計等費用的緩收或減免。但在實際辦案過程中,由于沒有出臺具體的減免上述費用的辦法,受援人因經濟困難,無法承擔過高的鑒定費、勘驗費、評估費、審計費等費用而放棄鑒定、勘驗、評估、審計的情況經常發生,從而影響案件結果。缺乏具體的減免費用措施,上述規定便流于形式,受援人沒有享受費用減免,實質上也違背了法律援助的精神。
       (四)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未規范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程序,不重視、甚至不履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告知、送達義務,經辦律師難以獲知案件在偵查階段與審查起訴階段的進展與結果。
        《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應負的送達、告知義務。但現實操作中,除了人民法院基本上能按章操作之外,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不重視告知、送達義務的情況很普遍,其不良后果也很嚴重。筆者不止一次地遇到過犯罪嫌疑人已經被釋放或取保候審,但公安機關根本不通知經辦律師,也不向律師送達相關法律文書。有些刑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移送到檢察院,公安機關既不告知經辦律師,也不向經辦律師送達移送證明或起訴意見書等相關法律文書。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院在作出提起公訴,不起訴或者撤銷案件決定后,也不主動告知經辦律師及送達相關法律文書。公安機關與人民檢察院不重視、甚至不履行告知與送達義務,其后果經常是犯罪嫌疑人家屬已獲知了案件進展與結果,經辦律師反而不知情,嚴重影響公眾對律師的信任,也剝奪了經辦律師的知情權。
       (五)刑事法律援助介入時間倉促,不能保障律師充足的辦案時間。
        《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一條、《廣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九條、《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均對公、檢、法告知犯罪嫌疑人申請法律援助以及轉交犯罪嫌疑人申請法律援助文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的時間等做了規定,但實際操作中,經常存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未按上述規定的時間轉交犯罪嫌疑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文件,未按規定時間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導致案件到達律師手中的時間往往已遲延,辦案時間十分倉促。
    《法律援助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在開庭10日前將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援助機構將案件指派給律師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案件到達律師手中的時間基本上只有一周的時間,有時更短。而律師在此一周時間內,要閱卷、會見、調查取證等,時間之倉促可想而知。筆者曾經承辦過一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法院在開庭前三日才將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機構,案件到達筆者手中時離開庭時間不到兩天,筆者不得不放下其它所有工作,匆忙進行閱卷、會見、準備辯護意見,緊張程度可想而知。
        三、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改進措施
       (一)創新法律援助宣傳方式,提升刑事法律援助影響力,擴大受援范圍。
        權利源于知曉,民眾只有知曉權利后才會懂得行使權利。因此,宣傳是民眾獲知享有法律援助權利的必要手段。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以及我國人口流動的常態化與人口結構的復雜化,傳統的張貼宣傳欄、12348專線電話、發宣傳小冊、現場法律咨詢等宣傳形式,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群眾對法律援助信息的需求。現今的媒體越來越多元化,報刊、電視、廣播、戶外媒體、網絡、自媒體(博客、微博、微信、論壇)等多樣化的傳播渠道給法律援助制度的多樣化宣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針對不同類型的受援人群,選擇不同的宣傳方式,必將產生最佳的教育效果。司法部門應應創新思維,推進媒體多元化宣傳,特別是加大主流媒體的宣傳力度。如司法部門可以聯合電影電視傳媒機構在電影電視欄目中設置法律援助專題宣傳節目,或者制作以法律援助為主題的影視作品,或者每年組織不同規模的專題晚會,相信宣傳效果會事半功倍。
       (二)健全刑事法律援助異地協調機制,形成全國統一的異地協作制度。
        法律援助是項全國性的惠民工程,并非某個地區專有的制度,加上刑事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犯罪地管轄的特殊性,因此,形成全國統一的刑事案件異地協調制度有其必要性與必然性。目前,我國把推進法律援助的責任落實到各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對法律援助工作有極大的自主權,而中央政府對法律援助工作沒有統一規劃,法律援助經費也不是由中央政府統一撥付,這種由各地政府自主落實、自負經費的法律援助框架制度便大大限制了地區間的協作。要建立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體系,全國各省、市地區之間的協作尤顯重要。因此,我們應突破這種由各省市,各地區間以協議的方式自愿協作的做法,而應全國統籌,從制度上統一刑事法律援助的異地協調機制,以確保刑事法律援助的異地協作辦案的順暢。
       (三)盡快建立司法鑒定(包括司法評估、翻譯等,以下同)援助制度,明確鑒定費、翻譯費、評估費、精神病人強制醫療費等費用的具體緩減免辦法。
        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后,司法鑒定的援助制度一直滯后,目前全國僅四川省、云南省、深圳市等少數省市制定了司法鑒定援助方面的規范性文件。我國應盡快出臺司法鑒定援助制度,指定法律援助案件中涉及的專門司法鑒定、評估、翻譯、強制醫療機構等,并對這些機構進行必要的專業培訓,同時明確鑒定、評估、翻譯、強制醫療等費用的緩交與減免辦法,從制度上確定法律援助案件中司法鑒定的公益性,明確司法鑒定機構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也使司法鑒定的援助工作有法可依,讓受援人真正享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司法部門與公、檢、法應聯合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協調銜接制度,規范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程序,依法履行告知、送達義務,確保    律師在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辯護權與知情權。
    公、檢、法、司協調不到位、各部門不重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程序、不履行各自的義務嚴重影響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辦案質量與效率。要改變這種刑事法律援助中各部門各自為政、互不協調、程序隨意的混亂局面,公、檢、法、司四部門應在《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的基礎上聯合發文制定相互協作的具體制度,出臺實施細則,落實監督機制。
        公、檢、法各部門不履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對律師的告知、送達義務,不重視律師的辯護權,其根源在于援助律師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權利缺少有效的制度保障,加上刑事案件受我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一基本原則的影響,造成實踐中追訴機關往往奉行實事求是而非無罪推定的原則,從而使得追訴程序演變成一種帶有行政治罪性質的糾問程序,援助律師的辯護權利必然會在各方面受到限制與阻礙⑶。因此,公、檢、法各部門應從觀念上扭轉傳統的有罪推定的辦案思維,規范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程序,依法履行告知、送達義務,確保律師在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知情權與辯護權。
        律師介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時間問題,涉及被告人及時獲得辯護這一基本權利,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應嚴格按照規定及時提請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機構也應及早指派律師,以確保律師第一時間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在審理階段,開庭前十日指定辯護為時過短,建議修改律師介入訴訟程序的時間,按《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指定辯護,以使法律援助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與普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同等享有法律規定的獲得辯護時間的權利。
       (五)構建公設辯護人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社會救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明確指出:“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也就是說,國家是承擔法律援助的義務主體,這也是構建公設辯護人制度的理論基礎。
        所謂公設辯護人,有理論界學者認為是“指通過國家司法資格考試,具有一定司法實踐經驗,為貧窮被追訴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國家公職人員”⑷。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均有成熟完善的公設辯護人制度。在我國,早在1928年國民政府時期的《刑事訴訟法》中就明確了公設辯護人制度,我國臺灣地區至今仍在實施這項制度。
        2010年10月27日,上海市浦東新區公設辯護人辦公室正式掛牌,這是我國第一個正式的公設辯護人機構⑸,但時至今日,這項制度仍未有實質性進展,目前我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辯護人仍然以社會律師為主,而作為在政府部門供職的公職律師,也未承擔起政府部門對法律援助工作的義務。我們應該借鑒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公設辯護人制度,充分利用公職律師資源,在現有的公職律師制度基礎上,建立公設辯護人制度,成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強有力的中堅力量。

    主要參考文獻:
    ⑴《2013年法律援助成效明顯 組織辦理案件115萬余件》,載于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gzdt/2014-02/18/content_2611663.htm,訪問時間:2014年8月20日

    ⑵《廣州市法律援助處榮膺第四屆廣東省“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體” 》,載于廣州司法網http://www.gzsfj.gov.cn/webInfoPublicity/newsDetail/840.html,訪問時間:2014年8月20日

    ⑶王新清、姬艷濤:《偵查階段法律援助制度研究》,載于《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國實踐與國際視野-刑事法律援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7月第1版,第315頁。

    ⑷汪海燕:《貧窮者如何獲得正義——論我國公設辯護人制度的構建》,載于《中國刑事法雜志》2008年第5期

    ⑸《公設辯護人制度在爭議中試點》,載于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1-10/095721789254.shtml,訪問時間: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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