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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重新思考

    2012-06-07    作者:廣東廣大律師事務所 饒衛華 ?    瀏覽數:12,193

    (本論文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二O一一年度理論成果三等獎)

    近日,獨家專訪韓寒的《南都娛樂周刊》甫一上市,據稱當天下午不到3點,騰訊娛樂就全文轉載了專訪內容。隨后,新浪、網易等門戶網站迅速跟進。中國新聞網則轉載了《重慶×報》的文章《韓寒首度承認當爹 談郭敬明:人各有志,不能強求》。《重慶×報》雖然對《南都娛樂周刊》的專訪內容作了編輯處理,但內容實質相同。《南都娛樂周刊》主編陳朝華在微博上聲討,要求相關網站立即刪除轉載文章。網友們在微博上發表了不同意見,網絡轉載摘編的問題再度走入人們視野,成為爭論的話題。

    網絡轉載摘編是否需要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為何一度被允許而后又被取消?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在網絡環境下有哪些現實意義?本文試圖圍繞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一、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演變

    所謂法定許可,是指根據法律的直接規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的許可,但應向著作權人支付使用費,并尊重著作權人的其他權利的制度。

    1990年頒布的《著作權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權人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外,其他報刊可以轉載或者作為文摘、資料刊登,但應當按照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該規定確立了我國報刊轉載摘編法定許可制度。

    然而隨著我國網絡信息業的快速發展,法院受理的涉及計算機網絡的著作權糾紛案件呈上升趨勢,審判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比較突出,其中網絡轉載、摘編傳統媒體作品的糾紛不斷出現。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三條規定,“已在報刊上刊登或者網絡上傳播的作品,除著作權人聲明或者上載該作品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受著作權人的委托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以外,網站予以轉載、摘編并按有關規定支付報酬、注明出處的,不構成侵權。但網站轉載、摘編作品超過有關報刊轉載作品范圍的,應當認定為侵權。”該規定根據著作權法的立法精神,將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報刊轉載摘編法定許可作了擴大解釋,賦予了網站轉載、摘編報刊、網絡作品的法定許可權。之所以如此,是考慮:首先,目前報刊、網站上的作品被相互轉載、摘編的情況普遍存在,著作權人的使用權和獲酬權均無法實現,在此情況下應當分階段地逐步規范網上使用作

    品的行為,如果簡單地絕對禁止,不但社會各界、當事人一時不好適應,面對急劇增加的侵權案件數量,法院也難以承受,實際上并不能有效保障著作權人權利的行使。其次,網絡的特點就在于廣泛傳播信息,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是信息來源的重要渠道,但在網絡上轉載、摘編他人作品前確實存在著難以找到著作權人以取得許可的現實情況。第三,還應當考慮促進網絡產業發展和平衡社會公眾和著作權人利益等因素。②

    2001年10月新修訂的《著作權法》根據網絡發展的現實需要,增加了信息網絡傳播權等相關規定,但仍保留了原第三十二條第二款關于報刊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規定,沒有將該法定許可擴大到網絡環境。

    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對《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作出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說明中指出,考慮到網絡服務提供者特別是網站在特定的功能上與報刊雜志社等的功能相同,都是傳播作品等信息產品的媒介,同時為在保護權利人與保障社會公眾對信息獲取需求之間實現利益平衡和適應高速發展的信息網絡業的發展需要,對于網絡轉載、摘編的法律責任問題,堅持將著作權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適用于網絡作品傳播的立場。但將第三條修改為“已在報刊上刊登或者網絡上傳播的作品,除著作權人聲明或者報社、期刊社、網絡服務提供者受著作權人委托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以外,在網絡進行轉載、摘編并按有關規定支付報酬、注明出處的,不構成侵權。但轉載、摘編作品超過有關報刊轉載作品范圍的,應當認定為侵權。”與修改前的該條相比,轉載摘編的主體范圍進行了擴大,修改前的轉載摘編的主體是網站,而修改后的主體則擴大到“在網絡進行轉載、摘編”的任何主體,既可以是網站,也可以是個人(比如自然人在博客上轉載、摘編他人作品)。

    但是,國務院根據《著作權法》第五十八條制定并于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網絡傳播條例》第二條規定,“權利人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受著作權法和本條例保護。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將他人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提供,應當取得權利人許可,并支付報酬。”,使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再次遭遇國家立法層面的尷尬。200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次對《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修改,將第3條關于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規定刪除,這也是這次修改的唯一內容。從此,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制度從國家法律文件中消失,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凡未經許可在網絡上轉載、摘編他人作品的均構成侵權。

    二、網絡轉載摘編的現實困境

    就在筆者撰寫本文時,《南方都市報》報道了該報社訴搜狐焦點網未經許可轉載該報社兩篇文章被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勝訴的案件,據南方都市報稱,搜狐焦點網多次未經許可轉載該報文章。此前,浙江在線未經許可在網上轉載《新京報》7706篇作品,但新京報社僅選取了10篇作品向杭州市中院提起10件侵權案件之訴。在互聯網迅速發展、競爭日趨激烈,以及人們逐漸習慣從網絡獲取信息的今天,網絡從傳統媒體和其他網絡轉載摘編作品的情況每天都在發生,但最終形成訴訟的畢竟只是少數。《信息網絡傳播條例》的實施以及最高院取消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規定,似乎并沒有遏制住侵權的勢頭。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網絡轉載摘編者并沒有轉載摘編可能構成侵權的意識;二是即使有這種意識但由于利益驅動再加上侵權成本低廉,使得網絡轉載摘編者不惜違法;三是網絡轉載摘編天然地具有網絡互聯互通、即時傳播的特點,符合人們從網絡快速獲取信息的需求;四是按照現行規定,合法的網絡轉載摘編必須事先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并向其支付報酬,但由于現實中要便捷地聯系到著作權人并非易事,并且取得許可和支付報酬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因此網絡依法轉載摘編的成本高昂,而且即使取得許可,文章的時效性或已喪失或減弱,轉載摘編已變得不必要。

    如前所述,網絡轉載摘編符合互聯網互聯互通、即時傳輸的本質特征,而其之所以受到人們熱捧在于其滿足了人們及時獲取信息的需求。在作為傳統媒體的報刊尚享有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現實條件下,網絡轉載摘編除了支付報酬外還需額外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不僅不符合經濟原則,也無視網絡數字技術帶給傳播方式的革命性變革。取消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雖然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對權利人的保護,但卻是以犧牲知識的迅速廣泛傳播為代價的。

    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尋求權利人和公眾利益的平衡,是著作權法立法宗旨和知識產權的價值所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專題報告中指出,“知識經濟的顯著標志之一,是認識到知識擴散和知識創造同樣重要”。美國《連線》雜志主編、經濟學長尾理論的發明者克里斯·安德森在《免費》一書中說,“作者的敵人不是盜版,而是不為人知。”可見,作品的傳播不僅是有利于公眾利益的,也是符合著作權人利益的。著作權人的利益不僅體現為經濟報酬,也表現為社會公眾對著作權人的認可、欣賞以及著作權人對人類社會的精神貢獻。

    從作品創作角度來看,作者創作作品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行為,一個作品的形成,除了作者的獨特創造外,還不可避免地承繼了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正因為如此,當一個作品完成后,其在獲得相應的著作權保護的同時,也理應承載反哺人類社會的功能。

    而在互聯網時代,這種反哺功能得到了無限放大。按照哈佛大學教授、“CC協議”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被譽為“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知識產權思想家”的勞倫斯·萊斯格的說法,如果嚴格以傳統法律界定,有“70%的美國孩子都是罪犯”,因為他們都違反了版權法。這個數字在中國可能會更高,由此引發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套法律被多數人蔑視,那它存在的價值還有多大?萊斯格說版權保護運動已經徹底失敗,當一個社會中,所有人都在違法的時候,就說明急需新的法律。③

    同理,如果未經許可的網絡轉載摘編盡管被禁止,但多數人無視其存在,我們就應當反思這一禁止的合理性。拿這兩年方興未艾的微博來說(僅以新浪微博為例),每一條微博下方都有一個“轉發”的按紐,任何一位博友都可以將其感興趣或認為有價值的微博在無需征得博主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轉發。盡管微博只有140字,但毫無疑問,對于具有獨創性的微博來說仍不失為一個作品,同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在微博的游戲規則里,轉發他人微博并不需要取得權利人的許可,也需支付報酬,這顯然與《信息網絡傳播條例》第二條相違背,然而發微博和轉發微博的人都樂此不疲,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是微博的游戲規則出了問題,還是禁止未經許可的網絡轉載摘編出了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三、正確理解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

    (一)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為著作權人保留了排除限制的權利。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如同報刊轉載摘編法定許可一樣,實際上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法定許可。法定許可是法律所擬制出來的著作權人的默示授權,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限制,而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與一般的法定許可不同之處在于,它還為著作權人預留了權利,即著作權人可以通過明示的方式保留權利、排除限制,只有著作權人放棄明示禁止,才推定著作權人同意轉載接編,因此,著作權人仍對是否許可他人網絡轉載摘編享有主動權,正因為如此,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也被稱為“準法定許可”。

    (二)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在保障了著作權人的人身權和獲得報酬權的同時,促進了作品的傳播,找到了權利人和社會公眾之間的平衡點。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雖然是對著作權人的限制,但仍然保障了著作權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而現在發生在網絡上的大量轉載摘編行為,既沒有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也沒有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這在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取消之前也同樣是違法的,因此,取消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沒有遏制侵權行為的泛濫,也沒有有效保護權利人的利益。相反,確定網絡轉載摘編的法定許可,可以減少一部分侵權行為,同時著作權人可以將維權精力放在獲得報酬權上,一方面促進了作品的傳播,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動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和收費標準的建立。

     

    (三)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與“三步檢驗標準”不沖突。根據《伯爾尼公約》第9條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第13條規定,各成員國可以在版權法中規定“合理使用”與“法定許可”的行為,但這些行為必須符合3個條件,即“三步檢驗標準”:1、這些行為只能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進行;2、這些行為不能與作品的正常使用相沖突;3、這些行為不能無故損害作者的合法權益。“三步檢驗標準”的表述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彈性,比如何為“特殊情況”并沒有具體限制。隨著科技進步特別是數字技術的發展,原有版權法規

     

    定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許可”難以適應現實需要,因此各成員國試圖通過立法對其加以擴張。④2006年在日內瓦通過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第10條“議定聲明”中指出,“允許締約各方將其國內法中依《伯爾尼公約》被認為可接受的限制與例外繼續適用并適當地延伸到數字環境中。同樣,這些規定應被理解為允許締約方制定對數字網絡環境適宜的新的例外與限制。”因此,在我國著作權法已規定報刊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前提下,將其適當地延伸到數字環境中符合相關國際條約的規定,當然,如何適當地延伸,可以在立法技術上作進一步研究和探討,但一刀切地取消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顯然不是可取的做法。

     

    綜上,盡管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規定由于《信息網絡傳播條例》的實施而被取消,但是其在網絡環境下對促進作品傳播和發揮作品價值、擴大著作權人本身的宣傳和實現其作品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仍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因此,筆者建議在重啟《著作權法》修改之際,重新反思網絡轉載摘編法定許可的價值和意義,并以適當的方式將其納入《著作權法》,這對作者、傳播者和社會公眾而言,不失為一舉三得的共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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