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onym id="sbc5q"><em id="sbc5q"></em></acronym><var id="sbc5q"><output id="sbc5q"><form id="sbc5q"></form></output></var>
    <var id="sbc5q"></var>
    <var id="sbc5q"></var>

    <sub id="sbc5q"><strong id="sbc5q"></strong></sub>

    <var id="sbc5q"><sup id="sbc5q"></sup></var>
    
    

    <thead id="sbc5q"><ruby id="sbc5q"><kbd id="sbc5q"></kbd></ruby></thead>
    您所在位置: 首頁 > 獲獎論文

    假冒洋酒案與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

    2010-05-24    作者:廣東信利盛達律師事務所 陳曉朝 伍志堅 馬然 ?    瀏覽數:14,143

    (本論文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二OO九年度理論成果三等獎)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對于中、高檔商品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尤其在廣東、上海、北京等地,高檔、名牌商品的消費比例逐年增加,在價格、品質等諸因素中,人們選擇商品更多考慮的是品質,即體現品質、價值的商標,人們的消費結構和觀念在逐步發生質的變化。本文擬以假冒洋酒案件為例進行分析。
    中國食品產業網2006年發布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市場的洋酒銷售近年來始終保持每年30%左右的高速增長,已躍居世界最大的烈酒消費市場。而作為珠三角地區綜合經濟實力最強的廣州市,當年的洋酒消費額已經高達10億元人民幣,廣州已經成為全國洋酒銷量最大的城市。 如此巨大的市場份額自然引起一些不法分子的垂涎,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侵害正規廠商及商標持有人知識產權的制售假酒案件屢有發生。加強對假冒商標和假冒偽劣產品犯罪的查處和打擊,除了追究制假售假者的行政責任、民事侵權賠償責任之外,運用刑法手段對情節嚴重的制假售假犯罪分子給予刑事制裁,是預防懲治此類違法犯罪最重要的手段。
    一、當前國內酒類市場現狀及制售假酒違法犯罪活動的特點
    據廣州市酒類專賣管理局調查顯示,目前廣州假冒酒類呈現冒牌多、品種雜、魚龍混雜等特點,“真瓶裝假酒”最為突出。大部分假酒用真酒瓶,在瓶身上均貼上中文標識和鐳射商標,酒的成色偽造得也相當逼真,非專業人員難以鑒別。國家質檢總局抽檢結果顯示,目前市場上銷售的名酒超過50%是“真瓶裝假酒”。在正規的酒類專賣店內,一瓶原裝進口“人頭馬VSOP”零售價為300多元,而假冒的成本僅在30元左右。KTV、酒吧等娛樂場所將其分成小杯后,每杯成本不到3元錢,但多數標價30元/杯,“生意好時,一個晚上就可賣100多杯,凈賺3000元”  。可見制假售假者從中謀取的暴利之巨大!
    透過以下案件可以窺見當前國內洋酒市場制假售假的概況:
    1.中山市賴某某等8人制售假冒洋酒案
    該案被公安部列為2005年掛牌督辦的“中國十大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之一。2004年年初,廣東省高州人賴某某找到梁某,租用其位于中山市三角鎮明月路的出租屋為制假窩點,并糾合其他6人共同從事制售假冒洋酒的犯罪活動。為此,他們進行了周密的分工。賴某某與另一人負責聯系購進散裝白蘭地、威士忌酒等低價生產原料,同時還聯系購進空的名牌洋酒酒瓶及假的商標標識、防偽標貼等包裝品,其他人則在制假窩點內進行充灌、包裝,加工成“軒尼詩”、“芝華士”、“馬爹利”、“藍帶”、“人頭馬”等品牌的假冒洋酒,從中謀取暴利。而這些包裝足以以假亂真的假洋酒主要銷往成都、北京、上海、鄭州、天津等地。2005年6月20日,警方采取行動,徹底摧毀了這個制售假洋酒的犯罪團伙,抓獲賴某某等8人。現場查獲大量“軒尼詩”、“芝華士”、“馬爹利”、“藍帶”、“人頭馬”、“尊爵”、“格蘭”等品牌的假冒洋酒,還有假冒洋酒外包裝品、商標標識等數萬余套(件)。經鑒定,查獲待售的假冒洋酒貨值人民幣為398860元,用于制造假冒洋酒的酒瓶及標識等包裝品的貨值人民幣為319229.34元,二者合計達70余萬元。有媒體報道,該案是中國警方迄今為止破獲的最大假冒名牌洋酒案(涉案金額超過800萬元)。中山市人民法院最終根據查明的案件事實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一審判處賴某某有期徒刑10年,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為有期徒刑7年。
    2.成都張某某制售假冒洋酒案
    2007年3月至11月,張某某在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大肆從事利用假冒洋酒注冊商標標志制造假冒洋酒的犯罪活動。段某某、薛某、吳某某、何某某、楊某等人明知其從事制假活動,仍參與生產或管理工作。該制假窩點先后假冒13個國際知名品牌洋酒,現場查獲的假冒產品數量達2365瓶。經鑒定,其非法經營額達41萬余元。龍泉驛區法院以假冒注冊商標罪當庭判處主犯張某某有期徒刑4年零6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對從犯段某某、薛某某、吳某某、何某某、楊某等5人分別判處8至10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2000元。該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法國駐華大使蘇和先生(Hervé Ladsous)對龍泉驛區檢察院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成都市龍泉驛區檢察院以出色的檢察工作給假冒國際知名洋酒注冊商標的犯罪團伙予以了決定性打擊,稱“這一案件是中國司法系統在保護知識產權、打擊假冒方面富有成效的極佳典范”。
    3.廣州市蘿崗區班某某制售假酒案、陳某某銷售假酒案
    2005年8月至2006年3月間,被告人班某某糾集被告人錢某某、劉某、班某娟等人,租賃蘿崗區聯和街黃陂村沙灣北街1號1樓房屋,利用回收的高檔酒空酒瓶以“尖莊”、“金六福”、“達可”等牌子的低價酒進行勾兌、灌裝,再粘貼上購買的假注冊商標標識,冒充芝華士、黑牌、軒尼詩、馬爹利、百齡壇、茅臺、五糧液、劍南春、瀘州老窖等國內外高價名酒,并以廣州市鼎盛公司以及廣州市百利豐公司的名義銷售給他人。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間,被告人陳某某多次從班某某處購進大量假冒的國內外名酒,并在其經營的廣州市白云區三元里新泰百貨店(原名永利百貨店)進行銷售,銷售金額達198290元。2006年6月2日,公安機關在班某某的造假窩點內繳獲假酒669支,案值48699.91元,查明非法經營的數額合計為441869.91元。蘿崗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班某某、錢某某、劉某、班某娟為牟取非法利益,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并且假冒多種注冊商標,侵犯了多個注冊商標所有權人的商標專用權,非法經營數額達441869.91元,其行為均已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且屬情節特別嚴重。蘿崗區法院依法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分別判處班某某、錢某某、劉某、班某娟等4人有期徒刑5年至9個月不等;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判處陳某某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4.廣州市白云區吳某某等人制售假冒洋酒案
    2005年10月25日中午,廣州市酒類專賣管理局在廣州市公安局白云區分局的協助配合下,成功搗毀了位于廣州市白云區凰崗新興里3號和10號的出租屋制假儲假黑窩點,現場抓獲吳某某等2名制假分子,查獲軒尼詩XO、芝華士12年、白齡壇、杰克丹尼等假洋酒成品132箱(12支/箱),貨值約30萬元,以及未使用的假冒洋酒的商標、標識、外包裝物、原料酒、制假工具等一批,涉案案值達350萬元。該案經白云區法院及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以假冒注冊商標罪分別判處吳某某等2名從犯有期徒刑4年。
    除上述公開報道的案件之外,據了解,廣州及周邊地區近年來已查處的假冒洋酒案還有: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查處的天源路xxx8號xx2房假冒洋酒案,廣州市公安局白云區分局京溪派出所查處的“許某某、陳某某涉嫌制售假冒洋酒案”,廣州市白云區“程某某等制售假冒洋酒案”,廣州市公安局海珠區分局查處的“趙某某涉嫌制售假冒洋酒案”,佛山市南海區酒類專賣管理局查處的“梁某某,李某某、李某興涉嫌制售假冒洋酒案”等等。
    將這些較有代表性的案件進行分析至少可以表明:
    (一)從處理過程和結果看
    1、此類案件法院判決主要適用的罪名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和假冒注冊商標罪,而公安機關多以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立案偵查并移送起訴。
    2、此類案件多數難以擴大戰果。即接到線報、采取行動,現場抓獲人員及查獲的款物通常為最終的戰果。一旦查獲款物達不到追究刑事責任的額度和標準或者因證據不足,辦案單位就不得不“放縱”犯罪分子。
    (二)從制假者違法犯罪活動的特點看
    1、犯罪地點,制假者多選擇較為偏僻的城市郊區、城鄉結合部或城中村進行生產。一方面,這些地區周邊環境復雜,流動人口和出租屋較多,管理難度大;另一方面,便于租用場地和運輸,降低制假成本。
    2、銷售手段多樣化。制假者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包括運用通訊工具、網絡、銀行電子系統轉賬,利用互聯網做廣告、網上交易平臺進行銷售等。
    3、作案的隨機性和臨時性很強。什么時候有人訂貨、要貨,制什么時候開工生產,無人訂貨停止生產。即使被查處,往往也無法追究刑事責任。
    4、記賬手法隱蔽。有些甚至根本不記賬,因此執法機關對于其累計銷售情況的查證非常困難。
    5、假酒質量符合標準。制假者使用低價位酒勾兌冒充高檔酒,其生產的假酒質量普遍符合、甚至高于國家飲用酒的標準。
    6、多數為團伙作案。此類案件背后,往往牽扯到一個個規模或大或小的制假團伙和網絡。這種團伙的結構相對松散和不固定,隨時可能有人加入,隨時也可能有人退出。買賣雙方的聯系時緊時松,盡管在獲取非法利益上緊密依存,但卻未必了解對方的身份信息。
    7、長期在現場從事制假的多是被廉價雇傭的農民工或外來務工者,幕后老板很少露面。在查處行動中往往抓到的只是打工者,有些案件直到審理結束,幕后老板也無法歸案(如上引案例4)。
    8、分工具體明確。整個制假售假流程中,有專門回收廢舊酒瓶的、有專門印制商標標識的、有專門經營原料酒的、有專門勾兌制假的、有專門收購假酒的等等。只整治、打擊其中一個環節,很難有效遏制整個制假活動。
    所有這些,都為違法犯罪分子逃避偵查、逃避法律追究提供了便利。
    二、假冒犯罪的法律規定
    為了有效地打擊假冒商標犯罪,我國通過加強立法和通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結合司法、執法實踐,對假冒商標犯罪的犯罪構成、量刑、情節、標準等方面都作了較為詳細具體及量化的規定。
    制售假酒犯罪案件一般包括采購原材料、生產制作、勾兌假酒、印制或購買假冒商標標識、儲存、運輸、銷售等多個環節,這些環節當中的犯罪行為可能侵犯多種法益:假酒的偽劣品質違反國家產品質量標準、侵害了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管秩序,如果其低劣品質可造成人體損害,還侵害了消費者的健康權;印制假冒商標標識以及在假酒上使用這些商標標識,侵害了商標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以及消費者的知情權;無證照從事生產、銷售,侵害了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秩序;在對酒類生產及銷售有特別要求的,則侵犯了國家對此類商品的特許生產經營和監管制度等等。因此,制售假酒在刑法上主要可能涉及以下三類犯罪,即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侵犯注冊商標罪 、非法經營罪。
    (一)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是我國《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一節的類罪名,具體包括“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及“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等多個罪名。一般情況下,制售假酒可能觸及此類罪的罪名包括“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三個罪名。
    《刑法》第140條的規定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 ,銷售金額達5萬元 以上的行為。
    《刑法》第143條的規定 ,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違反國家儀器衛生管理法規,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行為。
    《刑法》第144條的規定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違反國家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為。
    (二)侵犯注冊商標罪
    假冒偽劣產品往往會貼上名牌產品的商標,以便銷售,因此,很多情況下,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還會侵害注冊商標的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就會構成侵犯注冊商標犯罪,涉及的主要罪名包括: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以及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
    《刑法》第213條的規定 ,假冒注冊商標罪是指,違反國家商標管理法規,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行為。
    《刑法》第214條的規定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是指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而予以銷售,其銷售金額較大的行為。
    《刑法》第215條的規定 ,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是指,偽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的行為。
    (三)非法經營罪
    《刑法》第225條的規定 ,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非法經營,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準入機制進一步放開,許多從前需要取得行政許可才能開展的經營活動,近年來與之相關的行政許可項目被逐步清理并被取消,現有的經營性行政許可項目仍處在一個較為頻繁的調整期,而《刑法》中對于該罪名的規定相對比較籠統,因此在適用時必須結合其他具體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
    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針對非法經營酒類商品構成刑事犯罪的行為作出專門的司法解釋,主要法律依據是各地方有關酒類商品經營許可及管理的法規(如《廣東省酒類專賣管理條例》),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1年發布的《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根據該《規定》第70條: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1、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2、單位非法經營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
    三、假冒犯罪罪名選擇和法律適用
    (一)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對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有以下幾點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關于罪名和行為之間的競合問題。如果制售假酒(經鑒定屬于偽劣產品)的金額在5萬元以上,而且,假酒經鑒定也不符合國家規定的衛生標準或者含有有毒有害物質,就存在刑法上的競合,即制售假酒的行為同時觸犯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或“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對于上述情況,根據《刑法》第149第第2款的規定 ,應當從一重罪定罪處罰。
    第二,關于共犯的認定。司法實踐中,制假者往往沒有正式的經營場地、經營證照、銀行賬戶等,靠租用臨時場地、借用銀行賬戶、使用他人的證照進行生產或者銷售。根據《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規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或者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實踐中,對于場地出租人、銀行賬戶出借人、為犯罪提供經營許可證件的人等,往往遺漏追究或不予追究。
    第三,關于“符合衛生標準”、“未含有毒有害成分”能否作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從輕量刑情節。司法實踐中,制假售假者或其辯護人往往以生產或者銷售的產品“符合衛生標準”、“未含有毒有害成分”作為其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從輕辯護理由,要求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從輕處罰。對此,筆者認為,產品“符合衛生標準”、“未含有毒有害成分”,在認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時已經作為定罪情節予以適用,即排除了制假售假行為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或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此,在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進行量刑時,就不宜再將該情節為量刑情節予以重復適用。
    第四,關于假冒者自行勾兌假冒洋酒的質量問題。根據刑法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規定,偽劣產品包括“偽”和“劣”兩方面,產品是否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不是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即使不屬于劣質產品,只要是假冒的產品也可以構成本罪,故本罪的典型特征是生產者、銷售者對產品的“假冒”。實踐中,某些假冒者自行勾兌的假冒知名品牌的洋酒,經鑒定質量往往并不低于國家飲用酒的最低質量標準,甚至高于國家規定的標準。此種情況能否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司法實踐中對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不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因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保護的法益主要是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管理秩序,只要產品質量符合國家質量標準、行業質量標準以及產品上標明的質量標準,那么,就沒有侵害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管理秩序,即使該產品冒充知名品牌、使用了知名品牌的商標,其侵害的也僅僅是國家對注冊商標的管理秩序,不宜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如果制假者使用他人注冊商標的行為,情節嚴重,則可按照假冒注冊商標罪定罪量刑。有的認為應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處理。因為,假冒酒的質量雖然可能高于國家質量標準,但品質無法與正品酒的品質相比,仍屬于“偽劣產品”,故宜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筆者認為,此種情況屬于牽連犯的情況,故可從一重處斷。
    (二)侵犯注冊商標罪
    從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罪以及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的《刑法》規定以及犯罪構成來看,上述三罪均以“情節嚴重”或者“銷售金額數額較大”作為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而且,還以“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銷售金額數額巨大”作為加重量刑情節。為了便于司法實踐中準確掌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4年12月8日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銷售金額數額較大”、“銷售金額數額巨大”的認定標準等分別作出了規定 ,這就為司法實踐中準確定罪、量刑,確保法制的統一提供了指導和依據。司法實踐中,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的,只要非法經營數額在三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二萬元以上即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其起刑點相較“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要低。因此,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如果使用了兩種以上的假冒注冊商標,即使其銷售金額不足五萬,只要其非法經營數額在三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可以以假冒注冊商標罪追究刑事責任。實踐中,一些公安辦案單位由于不了解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假冒注冊商標罪在數額上的區別,在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立案開展偵查后,一旦生產銷售的數額達不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要求就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責任,從而導致本可以以其他罪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的而得不到追究。
    第二,《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同時出現了“非法經營數額”、“違法所得數額”、“銷售金額”、和“違法收入”這四個用詞。根據司法解釋,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不同,侵犯注冊商標罪以“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銷售金額”作為認定標準,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則以“已經銷售金額”和“尚未銷售金額”作為認定標準 。實踐中,應注意這些用詞之間的區別。
    非法經營數額,指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過程中,制造、儲存、運輸、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已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實際銷售的價格計算。制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多次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未經行政處理或者刑事處罰的,非法經營數額、違法所得數額或者銷售金額累計計算。
    關于“銷售金額”該解釋第9條規定:“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
    該解釋中盡管沒有專門對“違法所得”作出規定,但是,通過對上述兩條款的分析可知:第一、銷售金額=違法收入→銷售金額包含成本→違法收入包含成本;第二、對于已銷售的侵權產品,非法經營額=銷售金額=違法收入→從司法解釋的起刑標準差異可知→非法經營額內涵廣于違法所得→違法所得≠違法收入,違法所得的計算應剔除成本。
    法律概念在整個法律體系中應保持一致性,因此,我們認為上述幾個用詞的含義在整個刑事法律體系中應做同樣解釋,即包括適用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和非法經營罪。在司法實踐中,有些案件涉案金額的認定沒有做成本區分,有些案件在能夠查明實際銷售價格的情況下仍按照市場價格評估。在辦理此類制假案件中,一方面要積極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應當盡可能追求案件客觀真實、準確適用法律,尊重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利。當然,從更有力地保護知識產權、維護消費者權益,打擊制售假酒違法犯罪活動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以侵權產品的實際價值或初端銷售價格為標準衡量是否達到起刑點是明顯偏低的,因為假冒產品的實際價值及初端銷售價格遠低于正品市場價格,但其一旦流入市場,無疑占有或擠占了相當于正品價格的市場份額,正品產品的經營者、購買者、消費者也為此遭受了相當于正品價格差價的損失。
    (三)罪名選擇
    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可能同時觸犯上述罪名中的兩個甚至多個,究竟應當按照一罪還是數罪定罪處罰,在司法實踐中往往不易把握。筆者認為,如果行為人為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同時又實施了假冒注冊商標以及非法經營等犯罪行為,那么,就存在目的行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與手段行為(假冒注冊商標、非法經營)的牽連,應當按照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的原則予以處理。對此,《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也有相應規定,即:“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四、執法、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行政執法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的職能分工和銜接
    假冒案件往往涉及多個職能不同的執法、司法部門之間的分工協作,如工商、質量監督、海關、酒類專賣、公安、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部門之間的分工及這些部門內部不同機構之間的分工協作;進入訴訟程序后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之間的分工協作。
    例如,按行政職能劃分,酒類專賣管理機關的職責主要針對違反酒類專賣管理行為及售賣假酒行為的查處;涉及商標侵權由工商行政商標管理部門負責查處;涉及質量問題由質量監督管理部門查處;公安機關對案件則可以參與或者直接進行查處。不同的職能部門之間往往誰接案誰處理,缺乏聯系和互相配合,結案后也缺乏有效的信息互通機制。當遇到本部門無權管轄的案件,只有不了了之。在對制假售假案件的查處過程中,絕大多數行政部門沒有對涉嫌違法者進行強制訊問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因此查處行動往往“對事不對人”,只有當發現違法行為可能構成犯罪,才會將案件全部移交給公安機關作進一步處理。由于行政執法檢查具有相當的偶然性和臨時性,可能會對犯罪嫌疑人打草驚蛇,因此導致公安機關接手之后喪失調查取證最佳時機,給后續的刑事案件辦理工作造成一定困難。而對于查獲假冒數量有限的“小案件”則只能“一罰了之”,但這些“小案件”的背后,可能隱藏著更大的生產、銷售網絡。
    就公安機關而言,按照內部分工,涉及假冒違法犯罪,不同的違法犯罪類型通常分別由不同的機構負責。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案件由治安部門負責查處,而假冒注冊商標及非法經營案件則由經濟犯罪偵查部門負責查處,其中,不少案件由基層派出所直接查處。這種內部的職能劃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查處工作的進展。有些最初被作為刑事犯罪處理的案件,在經過審查后被認為不構成刑事犯罪的,由于缺乏相關的職能銜接機制,公安、司法機關也無法將案件再移交回其他行政機關處理。
    筆者認為,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分工協作以及職能銜接的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解決。但通過立法及不同層面的制度建設,則可以逐步強化和加強部門之間的協作。在當前,通過職能部門之間的有效溝通或者聯合執法的方式,無疑可以提高打擊此類犯罪的力度和案件處理的質量和效率。
    (二)刑事訴訟中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問題
    知識產權案件受害人及其代理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處于何種法律地位,法律未做明確規定。有人認為,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點,決定了這類案件的受害人不能作為案件當事人享有獨立的法律地位。知識產權受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能否享有與侵犯生命健康權等案件受害人作為案件當事人一樣的權利?是否可以取得法律文書,參加庭審,發表意見?實踐中,對此有不同的做法。多數情況是受害人(及其代理律師)不能以案件當事人的身份參與庭審,但在偵查、起訴階段可以與公安辦案單位和審查起訴機構接觸,了解案件進展情況,進行必要的溝通,有時也可以取得起訴意見書、起訴書或判決書,但對案件的證據材料、有關法律文件則無法獲取,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也無法提出。在審判階段,則可以參加庭審旁聽,不能發表意見。個別情況下,也有辦案單位將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為當事人,享有與被告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權利,并作為案件當事人參加出庭發表意見。
    筆者認為,為有效打擊知識產權違法犯罪,從有效保護知識產權案件受害人的角度處發,可以考慮讓知識產權案件受害人享有獨立的法律地位,賦予知識產權受害人作為案件當事人參加訴訟的權利,并有權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

     

    2019狼人干伊人,亚洲蜜桃色图片,在线资源站最稳定的资源站,影音先锋在线天堂影院